中华传统美德是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资源，而廉政建设，要有制度上的保证，同时也要有文化上的保证，讲廉政必须讲廉政文化。中华优秀传统中有关“立志”、“知耻”的论述，我认为，这就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内涵。

一、志在立志

树立廉政之风，应该提倡“立志”，志就是“意志”。儒家之志是“内圣外王”。“内圣”，就是加强自我修养、树立理想境界、磨砺坚强意志；“外王”，就是服务社会、管理国家、平治社会。中国传统文化有“修齐治平”的说法，即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我们虽不是圣人，但总当洁身自好。“法乎其上，得乎其中”，志向立得高远，拒绝腐败的能力才可能增强。

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？中国古代格言说：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。所谓淡泊，就是清简素朴，少一点私欲。这样，谋私的心不像火焰一样燃烧，浪花一样翻滚，酒醉一样燥热，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，像池水被沉淀透明，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。方志敏在《清贫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清贫、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”。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。方志敏的一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最好注脚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无欲则刚，胡长清、成克杰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为的是贪得无厌、骄奢淫侈。他们以权力为工具，追求享乐、谋取私利，权钱交易、权色交易，致使国家财产严重损失。与胡长清“情如手足”的“大款”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“心路”时说：“我是一个钓者，把有副省长之尊的胡长清钓住了。但有时又想，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，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，钓走了我的金钱吗？”

《论语•学而》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“吾日三省吾身”的习惯，日日反思行为，检点作风，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

二、贵在知耻
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曾说过：“治国就是治吏，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将不国。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，贪污无度，胡作非为，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，那么天下一定大乱。国民党是这样，共产党也会是这样。杀张子善、刘青山时，我讲过，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，二千个，二万个啊。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，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。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，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，我毛泽东若是腐败，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”。重温毛泽东的这段话，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。

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，书名叫《菊花与刀》。书中定义日本文化是“耻”的文化。在日本文化中，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犯罪的恐惧。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注意到，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，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。可以看到，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，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。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，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，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，原因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。死是令人可怕的，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，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，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。

这又使人启发，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样东西，其一是刑法，其二是文化，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。耻是文化，不是刑律，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。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维护任务。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，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。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，前者是物质法制，后者是精神法制。前者是表层法制，后者是深层法制。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观念，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。

关于耻的文化，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。《论语》说：“行己有耻”。说的是人都要有自尊、自爱之心，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。丧失了耻辱心，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。他还说：“知耻近乎勇”，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，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。胜已者，胜人。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，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“知耻”的结果。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。中国佛教说：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，这就是好女色－－痴、想权位－－嗔、爱金钱－－贪。一些人就是被这三条毒蛇“缠死”的。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？就是需要有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，而这勇气是从“知耻”的道理中来的。

孟子说，“人不可以无耻”，又说：“羞耻之心，义之端也”。欧阳修也讲过，“廉耻，是立人之大节”。这也就是说，自我修养，应该从知耻开始，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，知道什么是羞耻是做人的“大节”，万不可轻视。康有为则讲过，“人之有所不为，皆赖有耻心”，“风俗之美，在养民知耻”。这也是说纠正不好的风俗，要从知耻做起，让社会上每一个人有羞耻之心，社会就会有希望。现在一些贪官，怕的是刑法，就是不怕“羞耻”两字。法网恢恢但漏洞还存在，道德自省却无处不在。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，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。

“教人，使人必先知耻；无耻，则无所不为。既知耻，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，督责之使有所畏，荣耀之使有所慕。督责荣耀，皆非所以为教也。”这又告诉我们，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明德的风气，重在教育与“督责”。要让民众首先是干部懂得什么是可耻，什么是光荣。强调“知耻”，就是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大众孤立和反对腐败行为，形成不容腐败的社会舆论，为反腐倡廉提供公众性舆论支撑，占领和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。